溺·耽美悠悠

看完这本书，第一个冒出的念头是关于《死亡笔记》的。

在《“显性伪君子”和“隐形伪君子”》一文中，他论述了关于伪君子的特色，就是：“他们都会以离奇的正义标准，去说风凉话——使人恶心的风凉话。不但话是风凉的，还俨然以道德的仲裁人、是非的评鉴人自居。”又根据其是好发议论还是伪善得很安静而分为“显性伪君子”和“隐形伪君子”。

不禁想到曾见一篇对于夜神月的批评，说他这样利用特权惩治罪犯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那些指责夜神月的，无非是以一种显性伪君子的态度，说着貌似正义的风凉话。对面这社会上如此众多的罪恶，他们内心难道不希望能将之消除吗？然而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作为，却当一个有权利有能力进行裁断的人出现要把罪恶一网打尽时，端起了正义君子的架子，一本正经的声泪控诉那个裁断者摧毁了公平，还满口仁义道德的将人权挂在嘴边。他们可曾想过那些犯着罪的人对谁施行过仁义，他们对谁公平过吗？无所作为地让那些犯罪之人流窜在世又摧毁了多少被他们伤害的那些人的人权！对被伤害者，这样难道就公平了么？

说这些风凉话的正是在古板的遵循着老子李耳所谓的“以德报怨”。殊不知，孔夫子曾质问，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人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并不是说夜神月的做法是唯一消灭罪恶的方法，也不是说这样的方法绝对的好，但至少在一个人有决心有勇气这么做的时候不应全盘否定。

这又可以引申到关于好人坏人标准的问题，是要“大德”还是要“小德”。

摘录一段——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真正在“大德”上不“逾闲”的人，他们宁肯在“小德”上被小人物误会，被匹夫匹妇误会，而不肯在“大德”上让步。李敖并非认为只要“大德”不要“小德”，而是要极力反对因小失大、极力反对用“小德”来抹杀一个人的“大德”，因为以“小德”抹杀“大德”的习惯是一种最容易以偏概全的坏习惯。在素食至上者眼中，所有吃肉的都不是好人，在女权至上者眼中，所有讨姨太太的都不是好人，在天主教至上者眼中，所有离过婚的都不是好人。同理，在人权至上者眼中所有使用特权惩治罪恶之徒的都不是好人。

然好人是不是真的一点坏也没有？李敖说，不！

好人第一坏——不敢与坏人争。

好人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但，好人人格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即不仅“独善其身”，更要“好吾好以及人之好”。

好人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这种想法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动机派”，即认为，只要他的原始动机是好的，那么无论他所为造成什么后果，都是可原谅的。

李敖说：好人在“独善其身”之余，竟自欺到以为只要“心存善念”，便是行善了、就问心无愧了，其实这是不够的。问心无愧算什么！要问的是行动，没有行动同步作业，空有一颗好心，只是自欺而已。

另外摘几句这本书里的其他话。

世间最讨人厌的一种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最恶心人的一种话就是失败的理由以外，又以毫无信用之身来一堆新的保证。

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比赛下来，胜利者往往有两个，就是胜利者和躺在地上吹口哨的失败者。

看过李敖的书，忍不住与柏杨比较。两个人都是牙尖嘴利、言辞刻薄的主，论点清晰，论证严密，与人辩论起来从不露败相，文学底蕴深厚，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文风都属于放达豪迈那类，自恋的程度也大体相当。但二人关注世事的角度大不一样，后者多数时候都在就日常生活中寻找借题发挥的辛辣细节，而前者则视野更开阔一些，从政治、社会的方向针砭时弊，是从更为积极主动的角度阐述人们应该做的、该如何实现自身的抱负，柏杨则更偏重于讽刺社会弊病。而且李敖写作的语气也似乎“正经”些、严肃些，更具有英雄式的进取思维，无不透露出其想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番大贡献的宏图，潜移默化地，我也被这种不畏惧、不放弃的精神感染了。

                                    2008年4月21日星期二